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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吉随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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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险失那篇"獄中采访"  

2016-08-17 17:50:5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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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去北京组稿,我都不忘找记者聊聊,记者交游广,消息多,故事多。这次去访曲兰,因为我和她曾有一面之缘,她给我的印象是年轻热情,文笔也好。她一见我,便知我组稿而来,像是已经准备好故事对我讲:有一个颇具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,因"窝赃"罪被判刑两年。这个青年还是你们上海某某日报一位资深编辑的女婿......故事刚开头,一只电话打来,领导有急事找她去办。她摇摇头,嫣然一笑,说:"对不起,不能陪你聊天了!"
看她有兴说这个故事,内容一定精彩,岂能轻易放过,但又不能影响人家工作,我只好请她一定把它写出来,寄给我。
"好吧!"她答应我。
不久,收到她来稿,内容少闻罕见:

我作为法制报的记者,第一次来到华北某劳改农场采访。三天的采访很快就过去了,我们乘坐的車子奔馳在华北平原上,辽阔的原野已被春风吹上了绿色,我虽然望着窗外的大地,眼前却总是浮现出那个犯人忧郁的神情。那是前天,分场的管教干部陪同我走进高墻电网、戒备森严的监所。
"刘煜过来,记者要找你谈话。"
"噢!"
随着应声,一个身穿黑囚衣的犯人跑到我面前,站往了。
我以一个女记者的眼光审视着他:刘煜身材适中,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虽然和其他犯人一样,光头、黑面孔、黑囚衣,却掩盖不了他那斯文的气质。
"你叫刘煜嗎?"
"是。"
"今年多大多数?"
"三十四。"
三十四岁!多么巧,和我同龄!一个同时代的人,这更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"你在哪个学校读过书?学什么专业?"
"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。"
"入獄前你在哪里工作?"
"在中央党校作教学工作,1979年定为助教。"
他回答得十分机械,显然对我存有戒心。
"你爱人做什么工作?"
"现役军人,从事医务工作。"
"你父母还在嗎?他们从事什么工作?"
"父亲是XX报管理处主任,母亲在外贸局工作。"
他垂着头回答这些问题,显然是出于迫不得已。假如他不是处在一个犯人的地位,很可能会拒绝一个陌生人的提问。
"你有孩子嗎?"
"有。"
"几岁?"
"四岁。"
提到孩子,他眼里闪过一丝柔情,但很快就消失了,表情又变得木然了。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犯人身份。
"听说你的外语很好,还译过书,能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嗎?"
"我学过英语和德语,英语更加熟练一些。入獄前,我翻译出版了《馬克思、恩格斯和民族运动》、《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》,与别人合译出版了《论欧洲共产主义》,还编译了《各国工人运动资料手册》,但尚未出版,我就被捕了。"
"你喜欢你所从事的专业嗎?"
"我......我......"他一时竟语噎了。这句语触动了他的痛处,那机械、驯顺的犯人表情突然从他脸上消失了。他镇静了一下,才又抬起头来望着我,那痛苦、绝望而又激动的神情,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。他一字一顿地说:
"我非常热爱我的专业。我不敢说自己工作得非常出色,但我确实是很努力的。现在,我感到最痛苦的并不是我个人的荣辱,而是工作权利的丧失!我大学毕业十年了,一般来说,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内是不能胜任工作的,这中间有个经验积累的过程。而我现在已经在工作上有了一点经验,孩子也渐渐大了,正是出成果的时候。入獄前,我正着手编译《各国工人运动资料手册》,材料都已汇集齐了,领导上安排我去北戴河休假,可我不願意耽误时间。在外面,我是把时间扼得死死过的。翻译《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》,全部是用业余时间。可是现在......"
他声音微颤,"两年!整整是七百三十天,一万七千多个小时,我能写多少东西啊!判刑时我提出,听说保定有个监狱,那里的犯人能够从事翻译工作。如果让我到那里,判我几年都行,只要还能让我工作。"
一个犯人,竟像迷恋自己初恋的情人一样迷恋工作,这不能不令人思索。
"你能谈谈你犯罪的经过嗎?"一个有才能的大学生,何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?我很想知道。
"我以窝赃罪被判刑两年。那时,我的孩子还小,雇了一个保姆,四口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很不方便,而 我的一个邻居刚刚离婚,回父母那里去住了,他的房子就空下来,于是我便借住了这间房子。1981年11月的一天晚上,我正伏案译书,他敲门进来了,拿出像长面包一样大小的一块锡锭,说要放在我这里。我同意了。第二天,他便将锡锭拿走了。1983年此事被查获,据说他盗窃并倒賣了五块,被判徒刑十三年,我因此事牵累,被判刑两年。"
"你对判刑一事有何感想?"
"开始感到冤枉,因为我觉得自己只是替他保管了锡锭,也没有危害国家的动机。"(据记者调查了解到,刘煜与盗窃团伙侯某的个人关系比较好,侯某作案后,刘煜不仅为其窝赃,而且知情不举,虽然他没有参加分赃,但他的行为已构成犯罪,因而被判刑两年。)
"你现在是怎么想的?"
"在监狱里,经过法制教育,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帶来了危害,后悔已晚,是' 哥们义气 ' 害了我。"
"你对将来是怎么考虑的?"
"我只能听天由命了。"
"你不是很热爱自己的专业嗎?"
"那没有办法。一个人主观願望同客观实际总是有差距的。由于判刑,我已经被开除公职了。从我的具体情况讲,再回到讲台上讲馬列主义根本不可能了。过去我站在讲台上,因为我是清白的。可以后呢,我还怎么讲啊?"
"如果你还能从事专业工作,你会怎样呢?"
"如果我出去后还能从事专业工作,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把这两年时间补回来。"
"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嗎?"
"刚才,管教干部告诉我,记者要见我,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。尽管我从未想到过要以英雄的身份接受记者来访,但绝不会想到以犯人的身份接受采访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。九年前,天安门事件时我才二十五岁。那几天,我天天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。想当年,颇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,没想到今天会落到如此地步!不知您是否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,我____,很难用语言表达......"
"刘煜,你不要丧失希望。再见!"
"再见。"
我结束了采访活动。虽然,我对刘煜被"采访"的心情是能理解的,可是刘煜的悲剧却值得人们深思。一个颇有才华的大学教师,一个曾在天安门广场为祖国命运呼吁的热血青年,今天,却由于不懂法,由于"哥们义气",而成为阶下囚......

读完"獄中采访",我为这个受过高等教育、译过多部政治著作颇有作为的青年知识分子深感惋惜。他因住房窘困,回报"哥们"借房之恩,犯下"窝赃"罪,锒铛入狱,付出的代价太大了!人们啊,不要头昏眼暗,都要引以为戒。
最后我想说,获此文,有体会:编辑要做有心人,听到一个新闻,别人说一件趣事,或者他人有心要对你说一个故事,都要认真倾听,听到好题材,要抓住不放,做到"滴水不漏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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